贵州赤水河边的茅台镇自古以酿酒闻名，清代的时候这里的酒就远销外省。从小作坊到大工厂，茅台酒从来没愁过销售。然而在2012年八项规定刚出台时，茅台酒厂第一次经历了以前没有遇到过的调整转型。

八项规定出台之前，一些经销商优先保证单位团购，剩下的才市场零售，普通大众买酒时，时常出现断货。在茅台酒厂的自营零售店，当时买酒要拿身份证，一人限购两瓶，还得排长队。

服务员：从这儿排队排到那个路边上都排过，排到门口那个，车站那儿都排到过。排到中午，我们的酒就基本上售完了，就不卖了。

现在，市民想买茅台不用再排长队了。八项规定出台后，白酒的公款消费受到严格限制，这就倒逼茅台酒厂和经销商们必须转型改革，让消费真正大众化。过去一度被炒起来的虚高价格降下来了，对民众的供应量变得充足了。

袁仁国（贵州茅台酒厂董事长）：我跟你说，实际上八项规定我觉得对茅台为什么是好事呢，因为这个白酒行业长期形成的，这种供大于求这种状况，总有一天白酒行业销售出现问题的。那么八项规定促进了这种情况早日出现，所以使我们早有思想准备，所以早一点采取措施。

经过调整转型，半年的困境之后茅台销量开始回暖，连续三年每年都不降反升。只不过，原来公务消费占到销量的30%以上，如今已经不到1%，健康的市场，并不需要靠公务消费来支撑。

与茅台的变迁相对应的，是公款大吃大喝的减少。三年多来，严肃的执纪监督，让这种群众强烈反感的不良风气得到了明显遏制。不过，也有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仍然顶风违纪，甚至为了吃喝挖空心思逃避监督。

矿泉水瓶装茅台，这并非网络段子，而是发生在天津的一个真实案例。想出这种荒唐招数的，是天津市医药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建津。

张建津（天津市医药集团原党委书记）：你明显地在桌上摆个瓶子，你放的是茅台还是五粮液，如果人家用手机给你拍个片子，那网上不就有证据了吗，所以就把那个茅台酒就倒在矿泉水瓶里边，然后拿矿泉水瓶子在大家分酒的时候，再分着倒着喝。

天津市医药集团是一家大型国企，张建津在工作上是位能人，他担任主要领导的十年里，医药集团从濒临破产发展成为年营业额超过300亿元的行业巨头。在事业做得风生水起之时，张建津周围也聚集了几个交往密切的私企老板。作为国企负责人，张建津掌握着不少合作项目的决策权，一些私企老板就投其所好，和他拉近关系。

孙月（天津市纪委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张建津爱好喝酒，讲究越醇越好，年份越高越好。他本人也有这个爱好，其他的私企老板也是迎合这个爱好，他们的这个后备箱里，车的后备箱里长期放有各种茅台，各种酒，15年的茅台、30年的茅台。

张建津喝酒爱喝茅台，还要是年份茅台，在吃上面也追求上档次的。

张建津（天津市医药集团原党委书记）：跟他们在一起，吃饭喝酒应该说就是都是高档的吧。海鲜为主的这个餐厅里边，都是一些活的，像这个龙虾、鲍鱼、海参、东星斑这些鱼。这些鱼有的原来吃就是清蒸，后来就是有的吃那个火锅。

为了和张建津处好关系，私企老板也不惜花大价钱。2014年张建津因公务出访意大利，期间正逢他过生日，陪同的老板在米兰一家高档餐厅为他庆生，聘请外籍名厨，吃高档西餐喝名牌洋酒，花费上万欧元。还有一次张建津到香港开会，私企老板为他安排的晚宴可谓奢华。

张建津（天津市医药集团原党委书记）：给安排了一条鳄鱼的一个尾巴，那条尾巴应该很大，差不多得有一米，那个摆的，当时就摆的是整个带形的，也很好看，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很贵的，肯定也是预定的，反正就是显示他的热情。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私企老板通过和张建津的交往得到了药品的独家代理权，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而张建津也在觥筹交错中越陷越深。

张建津（天津市医药集团原党委书记）：他为什么会请你吃饭，点这个高档的菜，喝这个高档的酒，而且花很多钱。因为他的钱他也是做生意赚来的，他也不是自己就有银行。那因为我是一个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负责着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所以投我所好，我高兴了可能跟他合作中的一些事情就多一些，他可能获利的机会就多一些。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四风”，一度让张建津感到紧张，但他并不打算放弃享乐，而是要想尽办法来掩人耳目。除了用矿泉水瓶装茅台，为了吃喝更加方便、更加隐蔽，张建津还让医药集团一家下属单位把会议室改造成了临时餐厅。

孙月（天津市纪委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十八大之后为了规避咱们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一个检查、要求，那么张建津会指示下属人员，在这里来宴请有关单位的人员来这里吃喝。他们会请下属人员采买一些海蟹、辽参等海鲜食材，请来餐厅的专业的大厨，现做大餐，现来进行吃喝。

除了吃私人老板的，张建津也用公款吃喝，有的化整为零报销，有的就以办公用品、加班餐费的名目入账。目前，张建津除了严重违纪，也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张建津（天津市医药集团原党委书记）：后来我也反思说，导致我今天犯罪，我觉得也是跟他们这种交往中从吃喝开始而导致的。这么多年的一起吃喝当中，认为这都是哥们，是朋友，所以对他们就不再设防了，所以我说开始由设防最后变成一种撤防。

如果党员领导干部心里没有一根红线，就容易从舌尖上的腐败走向违纪违法的不归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正风反腐的持续高压态势下，”四风”问题依然禁而不绝，提醒人们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要让党员领导干部都能在心里真正自觉地划出一根红线，仍然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工作，必须咬住不放，在坚持中深化、深化中坚持，五年、十年，一直持续抓下去。

黄苇町（《求是》杂志研究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是这些不正之风的存在，”四风”的问题，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它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我们要一直抓下去，一直抓到底，永远在路上，你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它避免一个反弹，避免一个在很多人，让有些人认为这像运动式的，过一阵就没事儿了，让这种幻想彻底打消，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使咱们的，通过正风肃纪，使我们的新风气、新作风，真正成为一种新常态。

纠正”四风”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才能斩断一些党员领导干部错误认为正风反腐总会有松懈之时的念头。各地纪委在执纪监督中发现，一些党员干部依然心存侥幸，说一套做一套，明里一套、暗里一套，将享乐奢靡问题改头换面、转入地下。天津市西青区西营门街道原党委书记高祝杰就把这一套做法发挥到了极致。

李文彩（天津市西青区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太奇葩了，这么多年咱们治理”四风”问题，查违反八项规定的问题，没有发现这么奇葩的这种行为。

究竟是什么行为，让工作人员发出这样的感叹呢？

李文彩（天津市西青区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这就是高祝杰的一处办公用房，进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书柜、衣柜、办公桌跟普通的这个办公用房是一模一样的，在勘查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这个衣柜有一个，透出一道亮光，我们觉得挺可疑，打开以后里面挂着衣服，这个衣柜没有了后挡板，直通里间，俨然就是一个暗门，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这个里间里边，这个床铺、电视、衣柜、冰箱一应俱全，卫生间、洗浴设施一应俱全的，俨然就是一个高级宾馆。

2013年，西青区对超标准办公用房进行了集中清理。这个带套间的306办公室是高祝杰原来使用的，清理之后他搬到了对面较小的303办公室。但是他仍然拿着306的钥匙，暗地里作为他的休息室。

高祝杰（天津市西青区西营门街道原党委书记）：还有侥幸心理，觉得部门这么多，领导干部这么多，怎么会查到我呢？掩耳盗铃吧，欺骗组织，也欺骗自己。

在现场能看到，这组柜子恰好和里面套间的门高度平行，如果不是仔细盯着柜门看，一般人很难发现里面竟然别有洞天。2015年，有知情者向天津市委巡视组反映线索，高祝杰办公室里隐藏的秘密才得以曝光。

李文彩（天津市西青区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他是专门定做的，他这个柜子是沿着门框，这么高度来做的，正好把这个里间这个门挡上，想通过这种瞒天过海，认为风头已过，就能够躲过检查、逃避检查，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的。

高祝杰以为，可以用小聪明躲过检查，没想到最后还是躲不过查处，最终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类似这样花样翻新的”四风”问题并不少见。

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公款旅游这一早就被明令禁止的行为，受到了更有力的管控。但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有些人却还在想方设法，另辟蹊径，接受甚至主动要求服务对象安排旅游。

曾任青岛日报社党委副书记、青岛报业传媒集团总经理的王海涛，就犯下了这样的错误。他负责报社的经营管理和广告业务，因此和许多广告客户来往密切。

王海涛（青岛日报社原党委副书记）：我对他们的所求就是希望多投放广告，为青岛报业集团多争取利益，他们和我，希望和我能够多接触，也是希望媒体在某些方面，比如说他们出现问题的时候，在新闻上能够予以关照。凡是找我的我都会给他们处理好，就不在媒体上进行曝光了，会这样处理好和客户的关系。

为了感谢王海涛这种“关照”，当地一家地产企业提出邀请他出国旅游。双方商量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去一趟巴西和美国。王海涛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出国审批是非常严格的，那么王海涛是如何通过审批的呢？

高升杰（青岛市纪委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他这种接受企业邀请的出国不可能批下来，于是他们就想了一个规避的手段，就是通过这个地产公司，在国外的一个公司以考察项目的名义出具了一个虚假的邀请函，然后又联系旅行社，就是按照考察项目的行程提供了虚假的行程单。

这就是王海涛提交审批的虚假行程单，上面列的全都是邀请方在美国的地产企业和当地项目工程公司等参观内容。而这一份才是王海涛一行真实的行程单，实际都是旅游观光，包括夜游曼哈顿、游览耶稣山等等。

王海涛（青岛日报社原党委副书记）：这就所谓的阴阳合同，就是一套是冠冕堂皇的考察项目，看一看文化产业，另外一套在这个地方有哪些景点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