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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没有避罪天堂!外逃腐败分子是怎么追回来的?《永远在路上》第七集《天网追逃》
来源: 天津食品集团

2014年12月22号,新闻里传来的一条消息,引发了人们强烈的关注。

【新闻播报】今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潜逃美国两年半的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副厅级干部王国强,从美国回国,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自首。

这是近十年来,第一个从美国回国自首的腐败犯罪嫌疑人,他是在两年多以前外逃的。那是2012年4月24日,一个普通的周二上午,王国强理应去丹东参加一个会议,但他却并没有出现在丹东,而是和妻子出现在了沈阳桃仙机场,使用私人护照悄然出逃。

蒋丹萍(辽宁省纪委纪检监察一室主任):当时正值我们在查中央纪委交办的一个其他案件,我们查的这个案件的行贿人,也给我们查办案件的这个人行贿,同时也给他行贿,是这样的一个案件交叉。那么他自己又觉得他自己以往就有很多的问题,还是一种惧怕的心理,侥幸,所以他就离境了。

王国强预感到会查出自己的问题,心虚之下匆忙出逃。果然,随后的调查中发现,他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了巨额贿赂。 2012年,这条市委书记出逃的消息,曾经在凤城市引起了极大震动。既然当年已经外逃,是什么让他最终做出自首的决定呢?

王国强(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两年零八个月以后我又回来了,与其在美国东躲西藏,惶恐不安,有病不能就医,有交通工具不能乘坐,如果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我觉得即便留下来,意义也不大。

西雅图,美国西海岸城市,王国强夫妇踏入美国的第一站就选在这里。然而,在这座曾被称为全美最佳居住地的城市,并没有他们能安居的空间。由于是外逃,他们不敢用护照在酒店登记,只能和别人一起住在合租屋里。

王国强(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住房子的人他们也都是各国的移民,至于说是偷渡过来的,还是非法滞留的,这不得而知,所以感觉每一天很恐惧。能不能出现打架的情况,能不能被害,能不能被抢啊。

王国强的女儿在美国波士顿读书,但是由于担心被人发现,在美国两年多,他没敢跟女儿见一面,甚至到美国几个月后,才给女儿打了第一个电话。

王国强(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姑娘就问我你为啥,咱家缺钱吗?你跟我妈都是公务员,单位都不错,你又是领导,缺钱吗?我没法回答孩子,我觉得那一刻我不是父亲了,我就好像面对检察官来提审我一样,心里很痛。

旅游签证到期后,王国强和妻子成了非法移民,他不敢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只能不停地换合租屋,后来又从西雅图躲到了洛杉矶。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国强越来越觉得举步维艰。

王国强(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从这个出租屋到那个出租屋,需要坐车的时候,都不敢坐其他的车,只能坐灰狗站的灰狗,也就是长途大巴。因为坐其他的交通工具也都得需要护照,所以说我经常在问自己,就是这种生活有必要继续下去吗?我那个时候的希望,就是希望我不被他们发现,就这么一点希望,实际上是一种绝望,一个人每一天想这个事儿的时候,那不就叫绝望吗?

恐惧、绝望,是大多数外逃人员在国外的真实心境。尽管逃出国门,但他们只能东躲西藏、战战兢兢地活着。但是也有少部分人,利用在国内贪腐得来的财富,在国外过着奢侈的生活,甚至还有人用金钱打入了当地的上流社会。

迈克尔·程,加拿大房地产开发商,在温哥华地区开发了多个高端地产项目,可以说是当地的风云人物。这是他在加拿大的住所,位于温哥华高端住宅区,估价约合人民币两千多万。迈克尔·程还多次向当地党派捐款,有他的资金铺路,他的女儿积极参与政治,成为了加拿大联邦青年自由党某分部主席,作为一个政治明星在当地颇受瞩目。

然而,2015年,迈克尔·程一家的风光生活发生了改变。

【新闻播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近日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加大全球追击力度。

2015年4月22日,中国集中公开了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令,曝光100名涉嫌贪腐的外逃人员。美国CNN评论称,中国彻底的反腐战役已经打到了地球的另一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说,这份名单是中国抓捕外逃贪官迈出新的重要一步,北京升级反腐行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称,中国的反腐成绩明显。现在的制度安排解决了外逃贪官的引渡问题,堵住了贪官外逃的退路。美国《国际商业时报》网则将中国公开的百人名单和照片全部列在自己的网站上。并撰文称,习近平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后,将反腐推行得很坚决,目标是那些贪污公款和滥用职权的官员们——不论他们的级别是高是低。很多国家的媒体还对百名“红通”中逃往本国的人员进行了梳理,设法查找有关嫌犯的住址登门采访,调查其在中国及逃亡后所在国家违法犯罪的情况,予以曝光。

法国里昂,国际刑警组织总部,红色通缉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国际刑警组织共有七种不同颜色的通缉令,红色通缉令是其中级别最高的。

詹姆斯·安德森(国际刑警组织反腐败和金融犯罪局副局长):红色通缉令本质上就是发给成员国的一个通报,某人是一个嫌犯,正在被他的国家通缉,百人红色通缉令就是被中国通缉的嫌犯。

2015年公开的百名嫌犯红色通缉令,是我国首次如此集中地公布外逃贪官的信息,在国际刑警组织近百年的历史上,一个国家集中公开曝光100名涉嫌贪腐外逃人员的红色通缉令,也是第一次。

詹姆斯·安德森(国际刑警组织反腐败和金融犯罪局副局长):腐败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其他很多金融犯罪都与此相关。任何一个成员国如果能像中国这样,重视与反腐败相关的调查,我们都非常高兴而且很受鼓舞。

红色通缉令对成员国并没有强制缉拿要求,各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协助缉查。但它意味着,被通缉对象是一个在逃犯,通缉令的公开本身对通缉对象就会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百名嫌犯红色通缉令成了迈克尔·程一家生活的转折点。通缉令发出不久,就有人看出,迈克尔·程与红色通缉令上名列第69位的程慕阳高度吻合。程慕阳因涉嫌侵吞、骗取国有资产、贪污等被通缉。相似的容貌,相同的生日,一个是温哥华地产大亨,另一个是红通嫌犯。原来,迈克尔·程就是程慕阳。随后,成功的商人迈克尔·程迅速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他公司的办公室铁门紧闭,人去楼空,女儿的职务也被加拿大联邦青年自由党紧急撤销。目前,中国正为将他追捕回国做进一步努力。

蔡为(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外逃腐败分子,我们要点名道姓曝光,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据我们所知发布红通之前,有的外逃腐败分子在国外还是过得很猖獗,大家都不知道他是外逃的腐败分子,发布红通之后,这些人很多就收敛了,这种猖狂的势头是被压下去了。

百名嫌犯红色通缉令,只是中国近年来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的众多举措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反腐败的决心,也让外逃人员感到了强烈的震慑。

2014年3月,中央纪委整合内部机构建立国际合作局;

5月,中央纪委召开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座谈会;

6月,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建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设立办公室统筹追逃追赃工作;

7月,公安部开展猎狐2014专项行动;

9月,最高检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

10月,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和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公告》。

外逃贪官们其实也在时刻关注着国内的追逃动向。身在美国的王国强,一方面生活提心吊胆、了无生趣,另一方面也感到未来日子将更不好过。当看到敦促自首的公告里提到,自愿回国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他终于决定自首,回国接受法律的审判。

王国强(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我要不回来,一定是通缉榜上有名的,那你说,全世界见到了这个协查通报,这一百多个国家都行动起来,你不像过街老鼠一样吗?也可能处境比它还难呢。被通缉的人,被追逃的人,他才有这样深刻的感受,这个法律的威慑,有的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网在哪儿?平常谁说也看不见,但是只有当事人那种处境,他能看到天网,能看见那一只巨手。

腐败分子外逃,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一些腐败分子在国内贪腐之后,悄无声息地失联,逃往海外。

黄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贪官外逃实际上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越来越明显的一个现象,当时出现了一个热词,叫做携款外逃。赖昌星外逃发生在1999年,这是外逃标志性的一个事件。随后在2001年发生的就是中国银行开平支行,余振东、许超凡、许国俊特大贪污案的这几个主要犯罪嫌疑人他们外逃。

腐败分子妄图躲到海外过逍遥日子,这是党和人民都绝对不能容忍的。随着外逃现象的出现,追逃工作也随之展开,但早期的工作面临着许多困难。

高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当时改革开放才刚上路,我们刚刚打开国门,参与国际合作各个方面的领域还不够宽,经验还不够丰富,特别是在国际反腐败合作方面,我们的话语权还不够大,再加上对国内追赃追逃各个部门各个力量统筹协调的机制还不够顺畅,因此我们追赃追逃总体上处于一个艰难探索的起步阶段。

虽然面临许多困难,但中国追逃的努力从未停止。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追逃追赃列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遏制腐败蔓延的重要一环,追逃追赃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世界感到了中国的决心和力度,国人也清晰地看到了显著的成效。百名嫌犯红色通缉令发布以来,不少潜逃时间长、在国内影响重大的案件嫌疑人相继落网。

【新闻播报】百人红色通缉令上首名被捕的犯罪嫌疑人戴学明被缉捕归案……;潜逃肯尼亚等国9年之久的江苏中淮建设公司原董事长钱增德被遣返回国……;我身后的这架航班是今天上午9点从新加坡出发,下午3点半刚刚抵达中国北京的航班,在这架航班上有百名红色通缉令当中排名第二位的李华波……

李华波,在百名嫌犯红色通缉令名单上排在第二位。新加坡和我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李华波出逃前又做了周密的准备,他的成功遣返,在追逃方式、工作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都非常有典型意义。

江西鄱阳是国家级贫困县,李华波外逃之前,是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的股长,职位虽然不高,却掌握着重要的资金监管权。当年他和两名同伙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款9400万元,相当于这个贫困县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堪称小官巨贪的典型案例。李华波生性好赌,这些钱大量被他用于前往澳门赌博挥霍。